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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　再過兩個星期就要過年，雲林卻傳出一名獨撐家計多年的孝子曾建富，不堪失業困頓，貧病交迫下帶著一家人走上絕路，全家只剩下一千多塊的積蓄。

    　不管面對何種困境，自殺都是不該出現的選擇。然而想想曾建富在人生最後兩天的思緒：誓言養活全家的他，最終被疾病和失業擊敗，安排父母弟弟一同結束悲苦人生，竟是他對家人最後的溫柔照顧。面對彷彿沒有止境的貧窮，偌大台灣竟找不到生路。

    　曾家的悲劇或許是較極端的例子，卻明顯暴露出社福機制的盲點。政府的社會救助機制設計較為被動，曾家未向外求援，便失去接受幫助的機會。當社福機制無法主動發揮功能時，人際間的援助就是唯一彌補。

    　但我們不得不承認，在經濟不景氣的侵蝕下，為匱乏所苦的家庭愈來愈多，能伸出援手的人卻愈來愈少。對照經濟榮景時公益活動的蓬勃發展，二○一二年的公益捐款竟減少了至少兩成，受助對象的數量自然也大打折扣。

    　而政府的作為，也讓「公益不景氣」更趨惡化。為了顯示和全民共體時艱，總統府取消尾牙，政府各部門競相撙節開支，就怕多花一塊錢，會引來民眾更大的怨懟。緊縮氣氛影響下，花錢的人不敢花、賺錢的人賺不到；而政府只顧節約，卻疏於鼓勵行有餘力的人仍要行善，風氣所及，誰又願意關心身邊是否有人需要幫助？

    　馬英九總統對第二任期最重要的承諾之一，是推出「國民幸福指數」。當時他曾說，一個政府若不能帶給人民更大的幸福，這個政府就沒有存在的價值。幸福不只是好看的經濟成長率、不只是台灣在國際評比的排名，而是不管環境如何，在政府的支援體系下，人人可享有基本生活的權利。當一個家庭放棄生路，給政府的警惕是：是否真的有窮盡制度的力量，實現向人民承諾的幸福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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